不存在的李时珍画像之谜

  对著名画家蒋兆和创作李时珍画像的异议，早在1953年春末就已出现。“李时珍真貌”说的提出则缘起于二十多年之前。

    1994年10月，北京医科大学（原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医学史家程之范，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题为《由蒋兆和绘李时珍画像谈起——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蒋兆和诞辰90周年》的文章。程之范说，从1953年春末报上获知，莫斯科大学新校舍落成，在大礼堂走廊的墙上镶嵌着世界各国著名科学家的彩色大理石像，其中有李时珍塑像。他即发现此像与北京医学院所存的李时珍像不同。经询问，得知此像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供的。于是，他两次造访郭老均因郭老出差而未遇，由秘书长接待，始知其画像“由郭老提供服饰样本，请画家蒋兆和画的。遵照当时秘书长所嘱，北京医学院医史教研室原存美国医史学家伊博恩（B.E.Read）保存的李时珍像（以下简称“原存像”）及日本所绘李时珍像均束之高阁，以后均以蒋兆和画的为标准。由此事也说明半殖民地时的中国对中医学家知之甚少，对中医药学也不重视。”他呼吁：“事隔40余年，为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似应将此事过程公开。” (载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一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汇编>)程之范的这些话失察欠妥，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过，在学术研讨的场合发表意见是允许的。

    两个月后，程之范在接受健康报社记者李兵采访时，他进一步发挥《由蒋兆和绘李时珍画像谈起》的观点，公开提出“李时珍真貌”说：原存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李时珍画像”，“确可能为最接近李时珍原貌之像”。这个观点和这种做法值得商榷。程之范提出三点理由予以佐证，要点是：一是原存像绘制至迟不晚于明末清初。其子曾送明皇帝钦览《本草纲目》，保存李时珍真貌画像极有可能；二是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对李时珍形象的描述，“文见其人”；三是原存像系英国学者伊博恩提供，他是以研究中国医药学史著称的提供的李时珍画像是可以信赖的。（见李兵《李时珍真貌之谜》，载《健康报·周末版》1994年12月31日）这篇采访一经见报，上海《报刊文摘》等报纸分别予以转载，此后也出现在网上。所以，程之范此说流传较广，影响较大。2008年9月30日，张赞宁依据程之范之说，竟编写《李时珍状告郭沫若“肖像”侵权案始末》（见《zanning1945的博客》，载blog.sina.com.cn），李时珍为原告，郭沫若为第一被告，蒋兆和为第二被告，莫名其妙，令人啼笑皆非。祝和忠《李时珍画像之谜》也从程之范之说，以讹传讹。

    原存像出自《和汉药物学》

    对此，笔者经过调查，发现原存像来历清楚，出自日本前富山药学专门学校助教谕、药剂师日野五七郎和一色直太郎合著、大正十五年（1926）由同济号书房刊行的《最新和汉药物学正续合编》（以下简称“和汉药物学”）一书中，是该书的插图之一，系日本木刻作品，插图的文字说明是：“汉方本草学之翘祖李时珍氏画像”（以下简称“时珍画像”）（另外三副插图分别是雷斅、张仲景、葛洪的画像，均为木刻，分别有文字说明。此4幅画像均未标明画家人名，其风格一致，造型相似，形貌相近，当出自一人之手。），远非是接近李时珍原貌的画像。此书复于昭和三年（1928年）再版。“时珍画像”是出自日本人画家的想象作品。笔者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学术研究会委员，已撰文论述（见吴佐忻《“李时珍原貌之像”小考》，载钱超尘、高文柱《纪念李时珍诞辰480周年学术论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笔者重申《“李时珍原貌之像”小考》的观点并作补述。

    1932年，王吉民与伍连德合著的英文版"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史》）面世，书中介绍李时珍与《本草纲目》，附有“时珍画像”，注明系“伊博恩提供”。此时著名医史学家王吉民还不清楚它的原始出处。然而，王吉民早在1954年初，即指出“时珍画像”为日本木刻，它曾在1954年2月举办的“李时珍文献展览会”上展示（见王吉民《李时珍文献展览会的介绍》，载《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一期）。1957年，他在《李时珍文献参考资料汇目》（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57年第3期）中更是清楚地指出：“李时珍画像：日本木刻，和汉药物学，日野（五）七郎和一色（直）太郎合著，1924（6）年出版。”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是王吉民首先提出“时珍画像”源自日本《和汉药物学》。

    “时珍画像”由伊博恩提供（伊博恩是美国来华学者，还是英国来华学者，说法不一。本文暂不作讨论）。笔者分析，“时珍画像”是1932年前伊博恩或请人用照相机据《和汉药物学·李时珍氏画像》翻拍的，其照片提供给王吉民和伍连德，以用作《中国医史》中的插图。“时珍画像”图片不仅被北京医学院所保存，中华医学会（见范行准《我国16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文末注释，载《科学画报》1954年第5期）、医史博物馆（首任馆长即王吉民。今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均有收藏。除程之范外，其余两家均未认为此画像是李时珍的真貌。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程之范已经了解到《中国医史》和《和汉药物学》都收载“时珍画像”，他却未作进一步了解，以至与轻易而得的正确结论失之交臂，十分可惜和遗憾。

    “时珍画像”是一个道教徒

    “时珍画像”中的人物分明是一个道教徒，赵中振《潇潇风骨见精神——李时珍像小记》（载《大公报》2012年2月27日B12）观察到这个异常情况，他说：“主人公发髻高挽，鬓髯浓垂，双目深陷，连手型、坐姿都很似传统道家方士的标准造型”，对程之范之说表示极大的疑问。韩进林《对李时珍“原貌”像揭秘的思考》（载《全国第十八次医古文研究学术年会论文集》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称画中人“‘道’貌岸然，俨然十足的道教方士。”

    李时珍是一位弃儒从医、以医为主的儒医。他在《本草纲目·凡例》中说：“唐宋本所无……时珍续补三百七十四种。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1592年8月21日，李时珍参加故乡的一次文人雅会——“紫阳文会”，散席归家后即欣然命笔，书写成《井气虹光》，其中的内容有：“井气虹光紫白腾，天昭间世圣贤生；继明道学开文运，著述群书集大成。我朝释奠贶新命，当秋祀事崇嘉庆；紫阳文荟萃乡贤，开筵感兴分题咏。浴沂舞雩乐事并，一觞一咏夸兰亭；古有慎山结诗社，又闻洛会集耆英。”（见吴佐忻《李时珍的一帧书法作品》，载《中医药文化》2014年第4期）。约在嘉靖三十九年（约1560年）至隆庆元年（1567年），蕲州名儒顾问在阳明书院讲学，李时珍向他执弟子礼。隆庆四年（1570年）官至福建参政的顾问致仕归乡，创办崇正书院，主持阳明书院并讲学，与李时珍等研讨理学（见顾景星《白茅堂集》李时珍传等）。1577年7月7日（万历五年·丁丑·小暑），顾问为李时珍《奇经八脉考》作序，其《〈奇经八脉考〉引》说：“《奇经八脉考》者，李君濒湖所撰辑，以活人者也……濒湖世儒，兼以医鸣。一门父子兄弟，富有著述，此特见一斑耳。”这些史料充分表明，李时珍是一位儒门气质的儒医，其形象与“时珍画像”大相径庭。当然，两汉以降，儒道释逐步交流，互有吸收，生活在晚明的李时珍更会受到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装扮成道教徒。

    日本《和汉药物学》的李时珍画像为什么会画成道教徒的模样呢？吉元昭治《古国中国医学和道教》（载《东洋医学》1980年第8期）说：“在中国的医师中，同时也是道教徒的人是多的。”“下面尝试按照时代的顺序举出一些这些人物中特别有名的：……明 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原来在一些日本人的心目中，李时珍是亦医亦道之人，所以《和汉药物学》把李时珍画成道教徒也不足为奇了。

    王世贞《本草纲目·序》只是对李时珍品貌与体型作了很简略的勾勒：“晬然（“晬”：通“睟”；晬然：温润的样子）貌也，癯然身也”，并没有介绍他的服饰装束，因此，序、图对照，显然并不是什么“文见其人”。

    《医仙图赞》的李时珍画像

    《本草纲目》祖本金陵本未载李时珍肖像画。李时珍生前是否有肖像画，今已不详。按照他的身世，很可能有肖像画。如果确实画有李时珍的肖像，但也难以保存至今。明末兵燹，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张献忠农民军攻破蕲州，“杀戮宗室、绅士、居民殆尽”《明季北略》等书也有“屠蕲州城”的记载，《钱氏九修宗谱》金绣堂本载：“州城火举，数日不灭”“一烬无遗”，蕲州古镇此时人亡物毁。李时珍肖像画（如果有的话）当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极不可能传到日本，不然怎么会出现《医仙图赞》（以下简称“图赞”）李时珍画像和“时珍画像”的两个版本。

    笔者《“李时珍原貌之像”小考》说：“据笔者所知，最早的李时珍画像载1686年出版的日本疋田虑安《医仙图赞》”，作者的人名是据王吉民《李时珍文献参考资料汇目》所录。薛清录《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作“有保生轩（菊隐老人）”（日本人），其版本是据文林堂中川氏刻本影抄，中国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收藏。祝和忠可能将《图赞》与《和汉药物学》混淆了（他还把笔者名字中的“佐”误作“佑”）。《图赞》李时珍木刻画像，也不是李时珍的肖像画，陈存仁《李时珍先生逝世三百六十周年纪念》（载《存仁医学丛刊》1954年6月份刊）指出：“日本贞亨三年（1686年）疋田虑安《医仙图赞》有一幅李氏画像，其时距李氏逝世已九十三年了。当然是想象之作。”《图赞》李时珍画像赞为“明有时珍，博物正醇，远溯炎帝，本草又新。”

    赵中振说：“《医仙图赞》收载了36位日本人心目中的古代名医画像，其中李时珍身着明代官服。此图也未被中国民众所认可。”此说甚是。李时珍担任过楚王府奉祠正（正八品），封授文林郎（明散阶称号。文官正七品升授之阶）、蓬溪县知县（正七品），这与《图赞》李时珍画像中的“高官官服”特别是“官帽”很不相称，也与明代中后期的官服和官帽不相符合（可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中王鏊、杨涟、张居正、侯峒曾、顾宪成、徐光启和海瑞等人的插图）。

    李时珍故乡曾现画像

    陈存仁（1908年～1990年）曾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专程访问过蕲州，他在《银元时代生活史·第十章·李时珍墓前萋萋·远游蕲春·访李氏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系重刊本，初刊本1972年刊于香港）中透露了医圣故乡曾经出现李时珍画像的信息。《银元时代生活史·第十章》提到“李时珍祠”、李时珍后人“现在（指20世纪30年代前期）多数在汉口经商”、李氏“家谱（手抄本）”、供奉李时珍为主的“药王庙”（原来是土地庙，很小，清代有人又供奉李时珍塑像，塑的是道教的服饰，常有人来求签取方，香火很旺，后来就改为药王庙）、他说：“此庙旁边小屋中挂了几张李时珍著书图和诊病图等，我匆忙地照图描绘出一些大意”。陈存仁说，他回到上海后，就请人重行描绘这几幅图，画面比较清楚，后来许多书籍都有转载，流传甚广。

    可惜的是，陈存仁所说的药王庙和庙旁小屋今均废，“李时珍著书图和诊病图”之原图同样佚失。陈存仁按照李时珍著书图和诊病图“描绘出一些大意”，后又请人重行描绘，是原图唯一留下的一丝痕迹。笔者分析，描绘图与原图在细节上肯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总体上，描绘图与原图应该比较接近。

    药王、药王庙与土地、土地庙一样，都是我国道教的元素，如扁鹊、孙思邈、韦慈藏、章善俊等都被尊为药王，供奉于庙。因此，陈存仁记述在那个土地庙中“清代有人又供奉李时珍塑像，塑的是道教的服饰”。李时珍的塑像着道教服饰，这不是李时珍的真实形象，仅仅是被看作为神仙——药王而已，以供人求签“取方”（医方似由道教徒提供），不足为奇。

    原图——描绘图中李时珍的服饰，我们或可注重。原图为何人所绘、绘于何时，今已不详。从陈存仁的记述可知，原图的出现时间早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疑为清人所绘。原图也是想象之作。原图——描绘图中李时珍的服饰，是明朝之人的服饰，与1952年蒋兆和绘的李时珍的服饰十分相仿。这说明，在李时珍故乡人们的心目中，李时珍是蕲州的优秀儿子，是明代的杰出儒医，这个形象与李时珍史料的记载及蕲州当地流传的李时珍传说是一致的。笔者《“李时珍原貌之像”小考》提出：“蒋兆和绘的李时珍画像，基本已被公认，故在未发现真正的李时珍画像之前，不妨把它作为‘标准像’使用”。笔者今天重申这一意见认为，应以蒋兆和所绘李时珍画像作为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博物学家李时珍的标准像。

    李时珍画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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