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中医药(1) | 国医救护济军民——抗战时的中医救护医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后，乘势南下。中国军队坚守上海，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惨烈的战争中，战士伤亡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伤病人员挤满离上海不远的当时首都南京。

对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元老、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早有预期。中央国医馆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全国中医药界的核心机构，一直致力于领导业界抗争与发展。1936年，在取得促请政府公布《中医条例》以使中医地位得到法律保障的成功之后，焦易堂即访问各地中医界，呼吁做好准备，积极为国服务。他在视察广东中医院时讲话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分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广东中医药校刊》1936年）

1937年下半年，随着战事日炽，焦易堂“有鉴于前线炮火猛烈，后方敌机之猖獗，日人之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道主人，伤兵载归，络绎于道，难民流离，痛哭一路，且战线绵长，抗日持久，海口早经敌人封锁，西药来源断绝，本疾痛惨怛之心，思所以未雨绸缪之计，为发扬国医国药固有之特长，唤起全国动员，宏施救护之愿，以增厚抗战力量，而尽救国责任”（《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于是取得国民政府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子桥的支持，1937年10月9日起在南京下关中门街兆庆里内设立了过京难民诊疗所，聘请医师、护士，分设门诊与住院病床，免费为难民、伤兵救治，共分内科、外科与伤科。诊疗所极为繁忙，每日诊疗达600人之多，

由于就诊者日多，而诊疗所地方狭小，不能满足需要，焦易堂与朱子桥决定将诊疗所扩充为中医救护医院。首先订立《中医救护医院章程》，列明“本院由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宗旨为“以中医学科技术治疗内外伤病，兼采新式器械方法，办理救护工作”，经费来自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军政部款以及社会捐助，并成立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进行管理。由振会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聘请于右任、孙科、居正、孔祥熙、陈立夫等高官名流为董事，推选于右任为董事长，陈立夫、焦易堂为副董事长，朱子桥任医院院长，饶凤璜、黎剑虹、张钟毓为副院长。然后确定位于南京老虎桥的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为院址，迅速增聘医护人员，设立内外科室，分为东西两院，各有病床500张。设有伤外科病室、外科配药室、手科手术室和内科配药室、内科煎药室等。医务人员分为预诊组、伤外科组、内科组、针灸按摩组、X光组、检验组、门诊组等。又将原来的兆庆里诊疗所作为第一分院，在中山桥又建成第二分院。中医救护医院主要救助前线伤病员及难民，“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轹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其他各种“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

但中医救护医院成立不足半月，日军已进逼南京，首都各伤兵医院、学校社团纷纷开始迁出南京。中医救护医院坚守到了几乎最后，在日军攻陷南京的前数日，张钟毓“率同全体医师、职员、护士以及伤病官兵，挥泪渡江”。先迁到武汉，计划在汉口建院，但战事日紧，政府开始疏散武汉的伤兵，于是再度西撤。同时认为当地的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组织得力，于是加聘团长冉雪峰为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委托他领导该团负责武汉的救护工作，总院则迁至重庆。

当时四川万县为川鄂出入要道，也是后方军队壮丁集中训练与出发的地点，兵员与难民聚集众多。军政部多所医院集中该处，但由于西药缺乏，“西医师对于伤病官兵有无米为炊之慨”。冉雪峰与张钟毓商讨后，决定分派一部分医师和护士到万县，在当地国医公会贺子明、李重人、吴介眉等协助下，于1938年1月16日成立了中医救护医院万县分院，冉雪峰任院长，邹云翔任门诊部主任。成立不久，门诊每日达300多号，包括各军警部队伤病员以及过境难民均来纷纷就诊。继之分院在万县设立中医救护人员训练班，冉雪峰亲自出任班主任，由当地中医和中药两公会选送中医药界人员72人进行培训。训练科目包括急救法、军阵伤科药物与调剂、绷带担架看护、防空与防毒卫生、勤务卫生等，使中医药人员掌握相应的应急救护技能。这批学员后来成为骨干人员，受万县防空指挥部的委托协助训练当地的民众防护团。

当时中医救护医院院长朱子桥赴西安视察救护工作，认为西安也是后方重镇，于是联合当地中医界，建起了西安分院。聘王幼农为院长，唐慕汾、沈友白、张子翔为副院长，除门诊外，设有病床百余张。随后，中医救护医院总院也择定重庆大梁子磁器街六十二号为院址，恢复成立，一直在为抗战军民服务。

中医药的独特功效早在南京诊疗所时期就已得到赞许，《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说：“官兵难民之患内外症者，就诊于本所，结果良好，舆诵载道……伤兵之中达姆弹各医院认为必须锯截者，经本所伤科施以手术，敷置中药，旋获治愈者，不一而足；内科如赤白痢疾、疟疾、泄泻、肿胀、脚气、流行性感冒等，自服中药，无不治愈。”

具体事例，如一六○师九五五团一营一连中尉排长钟椿峤，中弹受伤，由手背穿出手心，创口周围绕腐烂溃脓，已成为坏疽，经用中药治疗，伤口得以愈合，避免了截肢。

救护医院既注重中医特色，又结合救护需要简化用药，当时“来所之病兵，日在五六百名上下，所患疾病，都系疟疾、痢疾、风寒咳嗽、水土不服等，病型相同，且军人生活简单，营中无大批煮药器，授以饮片，无法煎服，故由医务组选定对证良方（如清脾饮、芍药汤、止嗽散、藿香正气丸、午时茶等），加工赶制，以应急需”。成立中医救护医院后，由南京著名药铺张泰和设分号于院内，更好地保证了药物与制剂。在武汉时见冉雪峰主持的湖北国医战地后方服务团制造的40多种成药，“颇合救护之用，曾经本院及该团治疗所救护队实际施用，成效昭著”，于是委托大量制造，以备应用，后来在万院成立分院后，“所诊病人，士兵占十分之六，于是在汉所制之药，遂占治疗上重要位置。其有自非成药所能遍治者，仍酌用汤药焉”（《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

由中央国医馆与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建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很好地实现了焦易堂战前的期望，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以确凿的疗效，体现了中医药对国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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