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普时期的养生思想及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养生观

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战乱频仍，人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为逃避这种困境，人们便迫切需要寻找到一种得全生命、修心养性的方法，在此社会背景下大批上大夫便热衷于养生之道。这一时期，在养生的具体实践上，由吐纳、导引逐渐转向了炼丹、服食，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养生方法。
嵇康在《养生论》中说：“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集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柄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晋人张湛在《养生要集》里提出养生十要，其中即有“啬神、养形、导引”诸法。
齐梁时著名养生家、医学家、道教理论家陶弘景由于受葛洪影响，爱好养生术，倾慕隐逸生活，著有《养件延命录》，并在“自序”中交代了编写此书的宗旨和过程：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声色，役智而图富贵，得丧萦于怀抱，躁挠未能自遣，不拘礼度，饮食无节，如斯之流，宁免夭伤之患也？余因止观老君长龄之术，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于养生，乃无损于后患。此书广罗遍收调神、养性、服气、保精、饮食、房中、导引按摩等各种养生之法，集南北朝以前养生之大成，对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存中国养生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此外他还著有《导引养生图》《养生经》等养生著作多种。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养生观

巢元方等撰写的《诸病源候论》，就是用数以百计的“养生导引法”或“养生方”，来治疗许多常见病和疑难杂症，堪称一部典型的古代气功养生医疗著作。清朝末年的廖平等后人将这些导引功法摘编为《巢氏宣导法》，这些导引内容丰富多彩，方法各种各样，如：呼吸方法、意念练气法；具体动作的有例如：伸臂、屈足、转身、摇颈等；而难能可贵的是要针对具体的病证练功，强调辨证施治。

孙思邈，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耀县）人，一生专注于医学和养生学的研究，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一书中，从“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口之好，而顾眄可行”和“易则易行，简则易从”的指导思想出发，对养生之道作了具体详细而又通俗易懂的阐述。书中论述了养性、居住、按摩、调气、服食、房中补益、造药、杂忌等各种养生方法，还完整地记述了“天竺国按摩婆罗疗法”十八式和“老子按摩法”叫十九个动作。另外孙思邈在《摄养枕中方》书中以自慎、禁忌、导引、行气、守一为养生的五大纲，将切实可行的的养生方法依次编入，特别是论述了行气的重要性，即“气息得理，则百病不生，若消息不宜，即诸疴竟起。善摄养者，须知调气方焉，漏气方疗万病大患”。

孙思邈强调辨证施治的重要，他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而“导引、调气”等方法在养生应用中极为重要。

他还著有《孙真人摄养论》，强调养生应顺应自然季节变化的特点，并从四季发展到十二月，俨如一份养生的月历，内容切实可行。后来宋明的很多养生著作，许多都受其影响。

唐代的另一位著名道教理论家及养生家司马承祯，著有《天隐子养生书》和《坐忘论》，以老思想出发，重点阐述了收视所听、遗形复照的内修养生理论和方法，强调“调心”、“坐忘”，并创立了各种服气、导引的具体养生法。

司马承祯的养生理论的特别贡献便是尝试用中医理论探讨服气、导引的作用机制，这在中国养生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时期道家养牛的最大特点是道教气功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专以调神为练功基本手段的“存思派”和将人体拟为“鼎炉”，把体内的精气当作“药物”，靠以神去烧炼，从而使得“精气神”高度聚合的“内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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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思派

存思，又名存想，它是一种专以调神为基本练功手段的气功功法。在道教早期的经典《太平经》中，存思法就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至晋代，则出现了专以存思法作为修炼内容的上清派道教。隋唐以后，道教存思派气功进一步得到发展，仅宋代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收录的《老君存思图》所述存思法的具体方法就达18种之多，存思的内容也较前更为丰富。

伴随着存思派气功的产生和发展，一种具有自我心理保健功能的存思疗法也开始得到普及与提高。东汉时期，存思疗法已初具规模，《太平经》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魏晋时期，存思疗法的种类增多，而且论述也更加详细，如《养生要集》中就提到：“行气欲除百病，随病所有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使其愈，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此养生大要也。隋唐以后，存思疗法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诸病源候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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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丹派

内丹，是道教炼丹术的一种。该法将人体拟作“鼎炉”，把体内的精气当作“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从而使精、气、神凝聚结成“内丹”。内丹派气功奠基于东汉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但“内丹”这一名称却一直到晋代许逊的《灵剑子》中才始有记载。魏晋时期，道教气功方面出现了一部融合内丹、存思两派基本特点的内修专著，这就是《黄庭外景经》内丹气功兴盛于隋唐二代，此时相继出现了《群仙会真记》和《日月玄枢论》（已亡佚）之类的内丹气功集大成之作。

三、宋金元时期的养生观

两宋金元时期，中国养生文化进入了日臻精密完善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养生发展显现出了两种趋势：帝王对养生的高度重视，广大的知识分子积极的参与。

在宋代，由于真宗、徽宗帝王狂热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猛地发展，实践上更多样、理论上更深化。

如当时气势最大、理论最为完善、影响最巨大的道教内丹派中就相继出现了陈抟、丘处机等著名的养生家。甚至就连宋徽宗赵佶本人都精通医理，亲自撰写《圣济经》。清代学者陆心源称之：文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是读《素问》之阶梯。皇帝的躬行亲倡，使得一大批的人深入研究，其中陈抟为代表。据宋史记载，陈抟曾隐居武当服气辟谷长达二十余年。每天只须饮涵数杯，他所著《指玄篇》《阳真君还丹歌注》《二十四气坐功导引治病图》等，皆为阐述道教内丹派养生理论和具体方法的专著，既在中国养生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因具有较大的养生实用作用而在民间广泛地流传。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集录《黄帝内经》《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及《寿亲养老新书》中有关四时调摄诸内容而成，强调“全神练气，养气内守”的思想，并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征而有所发挥，全面实用。

皇帝不仅影响了一大批人撰写养生著作的热情，他们还亲自组织力量，编写《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修医书，继承传统。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养生特色，如《圣济总录》中就在“导引”、“服气”两部分中记载了不少气功的资料。

例如“导引”部分记载了转胁舒足、鼓腹淘气、捏目四眦、导引按蹻．摩手熨目、击探天鼓、试摩神庭等按摩方法。“服气”中则介绍了一些气功的具体练法。

凡初行气时，先安身和体，若气未调息不安，目止，和乃行之，气至则形安，形安则鼻息调和，鼻息调和则清气来至。与《圣济总录》同时编著的《圣济堂》中，也对气功养生思想进行论述：“修真之七，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持满御神，专气抱一，以神为车，以气为马，神气相合，乃可长生。故曰，精为主，气有原，呼吸元气，合于自然，此之谓也。”

所有这些养生方法都为后世的养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明清时期的养生观

明清时期，养生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养生的大众化和通俗化。

早期的养生，虽然有一大批人士身体力行，但总是局限于皇家贵族、方士道，最多也只是文人骚客的参与。但明代，由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产生一大批新的阶层，他们在经济上拥有优势，这势必激起其在社会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同时也就促使他们效仿贵族阶级的生活，养尊处优，对身体及生命的关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发展，使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如何保养身体，延长寿命，这也势必激发民众们的养生热情。大众化的参与，就迫切地需要将玄妙牛僻的养生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养生文化开始形成了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道藏精华录提要》中在评价明代冷谦撰写的《修龄要旨》时说：“凡言吐纳导引诸法，皆至简至易，又至显明。且无分在官在俗在士商，均可不妨其业务。但于二六时中，略得空闲，行往坐卧，意一到处，便可行之。真是修养之捷诀，延龄之要旨也。”这部书即做到了明白易懂，简单易行，且无论是官宦平民，还是贾商士人，无论行、动、坐、卧、走，皆可操练。内容上摒弃了原有的玄奥晦涩，而是从个体的哀乐忧喜、言笑视听、以衣食住行等日常行为活动去谈养生。明代沈仕辑录的《摄生要录》就分为喜乐、忿怒、悲哀、思虑、忧愁、惊恐、爱憎、视听、疑惑、谈笑、津唾、起居、行立、坐卧、洗沐、栉发、大小腑、衣着、四时、旦暮……方面论述，文字简明扼要，可操练性强。正因养生兼顾了通俗化和大众化的特点，因此在明清时期养生文化得到了很很好的普及和发展。

其次，有关养生的书籍和著作如雨后眷笋般出现。

清代尤乘撰有《寿世青编》，对古代各种导引法作了研究，将其主要方法归纳为十六势，化繁为简，实用易行。徐文弼的《寿世传真》，对古代养生方法进行系统整理，归纳补充，实用性强。曹庭栋撰写《老老恒言》专谈老年保健养生，且不淡神仙丹药，只讲白然、合理；马大年所撰写的《怡情小录》，主张怡情适性、安乐延年的养生观；李渔《闲情偶记·颐养部》则倡导顺势自然，以意调摄，不在生活之外添枝加叶，只在生活之中觅法寻方的养生观。除此之外，明清两代论述养生的书籍还有明代朱权撰写的《运化玄枢》，方孝儒的《逊志斋集》，李豫亨的《推蓬寤语》，李梃的《医学入门》，孙文胤的《丹台玉案》，胡文焕的《养生导引法》和《类修要诀》，董其昌的《延寿丹疗》，洪基的《摄生种子秘剖》等等。而清代则有李庆远的《长生不老决》，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陆以湉《冷庐医话》，陈士锋的《石室必录》，程国彭的《医学心语》，俞樾的《枕上三字诀》，闵一得的《古法养生十三则阐微》，夭休子的《修昆仑证验》，杨钰的《太极法说》，畅兆清的《太极拳说十要》，曹庭栋的《慈山粥谱》，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思科简效方》，章楠的《医门棒喝》等，可以说数量繁多，不胜枚举，涵盖了养生的各个方面。

第三，养生的理论更加完善。

明清时期众多的养生书籍必然引起养生文化理论的交流和探讨，这就促使了养生文化理论进一步的完善。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高濂的《遵生八笺》，高濂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和养生家。其书共十九卷，四十余万字，以遵生为主旨，从八个方面论述和介绍了延年之术，祛病之方。卷一、卷二曰清修妙论笺，皆养身格言，其宗旨多出于二氏。卷三至卷六曰四时调摄笺，皆按时修养之诀。卷七、卷八曰起居安乐笺，皆宝物器用可资颐养者。卷九、卷十曰延年却病笺，皆服气导引诸术。卷十一至十三曰饮馔服食笺，皆食品名目，附以服饵诸物。卷十四至十六曰燕闲清赏笺，皆论赏鉴清玩之事，附以种花卉法。卷十七、十八曰灵秘丹药笺，皆经验方药。卷十九曰尘外遐举笺，则历代隐逸一百人事迹也。《清修妙论笺》，将修行作为养生的第一要义，并从儒释道三教一百多种著作中摘要立论二百五十余则，论及修身养性之道、惜气保精之法、永年夭生之理、弃私去欲之义，议论警策切实，言语浅近易晓。

《四时调摄笺》，分春夏秋冬四卷，据四时季节的不同，详细地阐明、介绍不同的摄养之道，以及不同季节不同的气功呼引方法和不同的方剂医药。《祛病延年笺》以气功导引为主要内容，外加各种按摩法，立论确当、切近易行，尤为养生保健所必备。《饮馔服食笺》将饮馔服食作为养生的一个主要内容，收录有养生饮膳的各种制法及各类服食方剂，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燕闲清赏笺》，把清玩赏鉴作为养牛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在以前养生书中论述不多。

《灵秘丹药笺》为医药方剂专章，内容丰富，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医药资料。《起居安乐笺》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乐”的中心论述，内容平实，易于躬行。《尘外遐举笺》以“隐德以尘外为尊，惟遐举者称最”，录入了尘外高隐共百人。作者在这八部分中不仅将医药卫生、气功导引、饮食烹调纳入养生范畴，而且还将文物书画的鉴赏、花卉草木的栽培观赏纳入陶冶情志、舒体养心的重要内容，把养生作为一门艺术来立论，在这之前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气功养生理论被大量地应用于医学养生理论和养生实践之中。这种现象被大量地记载于各种医学著作。

我国明代著名医家万密斋在其《万密斋医书十种》的《养生四要》中说过：“人之学养生，曰打坐、训息，正是主静功夫。但到打坐、调息时便思要不使其心妄动，妄动则打坐、调息都只是搬弄，如何成得事。”另一位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则在其《奇经八脉考》中谈到气功时极有见地地指出：“为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意谓经络只有在练静返观内视时才能被发现。这个说法高度地肯定了气功的作用和价值，也为后续研究经络、针灸学指明了方向。明代著名针灸医家杨继洲存《针灸大全》中认为：“如果人在意念中想象气至任督二脉流通，即可以百病不生。”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养生文化的集大成和定型成熟期。所有的养生观念和方法，在这一时期都基本上达到了顶峰。此后，养生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和创造，且逐渐地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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