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 美就医生与医药企业之间的关系展开争论

近年来，美国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特别是药品支出的增长使医疗卫生行业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医生与医药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药品支出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公众、政府部门和业内有识之士的注意。 　　调查表明，80%～95%的美国医生会定期与医药代表见面。许多医生每年都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医药企业赠送的礼品。事实证明，医药企业的各种公关活动与医生乐于使用新药的倾向相关，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新产品优于现有的药品。医生与医药代表共同进餐、接受医药企业的赞助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这往往与该企业的药品被列入治疗目录以及在治疗中大量使用有关。大多数医生都参加过医药企业赞助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在会场内，赞助厂家的药品宣传材料往往被摆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一些在学术上颇有造诣的中青年医生已经成了医药企业的准雇员，被安排四处讲课，撰写文章，宣传它们的新产品。 　　据估计，美国有80,000名医药代表，他们每年用于促销产品的预算高达19亿美金，他们与医生的关系是药品销售的关键环节。在许多医院的餐厅里，几乎每天的午餐时间都能看到一大群住院医生在享受不同公司提供的免费比萨饼和意大利面条。当然，这顿免费的午餐仅仅是个开始。许多手握处方权的临床医生都希望事业上有所上进，因此医药代表就成了他们寻找研究资助、外出讲课、发表论著的敲门砖。在美国，医药企业每年大约要赞助300,000项各类医生参加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的慷慨程度要远远超过一顿免费的比萨饼。 　　医药企业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渗透还不仅仅表现在它们与医生个人的关系上。许多医学专业协会需要依赖药厂的赞助才能开展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大部分医学期刊、杂志的收入来自医药企业的广告、购买再版权和发行增刊；在医学科研机构中，越来越多的研究项目是由医药企业出资进行的。 　　另外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存在着股权关系，甚至医疗机构中的一些研究人员和医生就是医药企业的股东，许多在医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都是医药企业发工资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曾经将一项治疗甲状腺疾病药物的研究数据搁置了七年没有公布，原因是研究结果对这一药品不利。 　　医药企业对医疗卫生行业施加影响的种种手段以及医生们来者不拒的态度使人们越来越担心甚至怀疑医生在对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能否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医学成果是否真的可靠。 　　虽然最主要的两个利益集团，美国医学会和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协会都制订了相应的行为规范，不允许医药代表向医生支付现金。但是美国的一位医学伦理学家说，它们的作用十分有限，这些规范只不过是默许了医药公司花样翻新的各种推销活动。 　　根据美国医药行业新制订的行为规范，如果一家医药公司邀请300名医生飞往一个高尔夫球胜地，并承担所有的费用，对他们进行一种新药的培训，以便今后长期为宣传公司新药而巡回讲课并领取报酬，那么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违反规范之处。 　　哈佛大学一位曾经担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辑的教授说：“医学专业人员正在被药厂所收买，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行医的过程中，还表现在他们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位教授撰写的一篇严厉批评医药企业对医疗卫生行业影响的文章曾获得美国为杂志编辑和记者设立的一项大奖。这位教授还说：“这个国家的医疗机构正在使自己成为从药厂领工资的代理商。” 　　并不是所有的医务界人士都赞同这种说法。虽然他们对医药企业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词，但并不反对免费的午餐。有些医务界的著名学者还十分推崇医药企业在医学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他们认为，只要两者之间有一道防火墙，相互的关系透明即可。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医药企业与医生的关系是药品支出增加以及各种控制措施成效不大的原因。许多有识之士正在设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拥有三万名会员的美国医学生协会去年发起了一次远离医药企业的活动，号召医学生抵制它们的礼品、免费午餐、赞助的教育活动和有偿的讲课。所有参加活动的医学生被要求签署一个保证书，自觉地使用不带偏见的医学信息，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他们强调，他们抵制的并不是制药企业，而是其促销的方式，现在已经到了消除医药企业对医疗行为影响的时候了。 　　许多人提出了规范医生与医药企业关系的建议，其中包括：严格限制或者禁止医药代表访问医生；严格限制或者禁止医药企业赞助医学教育活动；禁止任何利益冲突的组织和个人举办被认可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教育医生拒绝接受医药企业的礼品和它们资助的旅行，拒绝在学术活动中有偿宣传医药企业的产品。减少专业学术团体对医药企业赞助的依赖。要求各专业协会禁止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者从事研究活动。减少医学刊物对医药企业广告和办公用品赞助的依赖。尝试建立“保密托管基金”来处理外部赞助的资金；由独立的、非盈利的中介机构负责处理所有医学专业人员和医药企业之间的合作事宜；要求各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洁身自好，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那些与医药企业和其它赞助者有财政联系的研究者和教师担任各种与继续医学教育有关的职务等等。 　　大多数医药企业对这些建议持不赞成的态度，而且认为这些措施得不到执行，成不了气候。 　　已经有一些学术机构开始减少对医药企业的依赖。如美国的综合内科协会规定，医药企业每年对它的赞助不得超过其预算的10%，单个企业的赞助不得超过5%。规定实施后，其年度会议赞助款减少了十万美金，下降了70%。 　　医药费用的增长使人们关注医生与医药企业的关系，医生和专业协会都面临着压力。保留医药企业的促销机制还是真正与它们拉开距离，使处方、教学、咨询活动真正独立，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选择。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文/言 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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